严迪昌（1936——2003），上海人。中共党员。为知名学者，全国优秀教师，中共江苏省先进党员。 1955年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胡小石、陈钟凡、汪辟疆、罗根泽等先生受业，虽时世动荡，无多亲炙缘，却在诸先生人格学术的陶冶下，初步显露出独立不倚的思想个性。 195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南通师专中文科教师，南通中学语文教研室组长，南通师范大专班教师，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韵文学会第一届理事，中国诗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江苏当代文学学会理事，国务院学位办公室专家组通讯评委。 1961年开始发表作品。 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专著《文学风格漫说》、《清词史》、《清诗史》、《阳羡词派研究》、《严迪昌自选论文集》等，文学评论《评〈九叶集〉》、《评〈诗人丛书〉》等数百篇。论文《清诗评议》获江苏省...(展开全部)

《词学研究》分三部分：清代词学篇、传播篇和接受篇。“清代词学篇”主要考察清代的词学理论，对清代词学的学术背景、清代词话生成及演变的历程等宏观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也对清代一些有代表性的词学理论家如王士祯、张惠言、周济、蒋敦复、谭献等的词学思想进行了客观全面的阐述。“传播篇”所收论文则分别从口头传播（男声歌唱）、书册传播（别集、选本、序跋评论、藏书）、单篇传播（题壁、题画、题扇、题屏、石刻）等传播形式，与宋词传播的途径（售卖、传抄、驿递）、传播中的特殊情况（误传、失传）这五个层面就传播主体（演唱者、刻书家、藏书家、售书人、传抄者、驿递员）、传播媒介（纸、壁、画、扇、屏、石碑）、传播效果（声名闻世、失传）展开论述，将宋词传播方式的研究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接受篇”则既有群体接受研究，也有个体接受研究，还有对词人经典化历程的研究。

本书稿从浩繁的文献中提炼出清人研究宋词的主要命题，略分词史、词体、词人、风格、作法、文献六大部分，再加批评方法研究，建构出了清人研究宋词的基本体系，并在梳理其脉络中总结出了清代宋词学的学术特征。具体而言，“词史论”是对清人关于词体如何发生、宋词如何发展等问题进行梳理。从“学”而言，清人关于词体生成方式有“文体代嬗”与“音律递变”两种主要观点；从“术”而言，清人探究词体发生问题的着眼点主要在文体和音乐两个向度。

《张晖晚清民国词学研究》为张晖晚清民国词学研究的论文集，全书分文献的追求、理论的探讨、世变中的词与词人、词学研究评论四部分，并有附录收录其生前所编纂的《朱彊村年谱长编》残稿和《学人日记中的龙榆生》的学术笔记。

《清代临桂词派研究》对临桂词派作了深入的研究，内容包括：临桂词派研究序说；临桂词派的形成；临桂词派的词学活动状况与组织形态；临桂词派的词学观等。首先，较之宋词，清词的境界更为开阔。从明清易代天翻地覆的大变化，直至清王朝被撼动以至被推翻，一切重大的政治社会事件无不在清代词人笔下有着丰富而生动的表现。尤其是嘉道以降，外侮频仍，鸦片战争的烽火和八国联军的刀枪，都深深震撼了词人们的心灵，使他们的词作流露出前所未有的感怆。可以说，只有到了清代，才彻底破除了“诗庄词媚”之类的旧说，几乎无事不可以人词，从而使词成为一种在描写对象上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完整意义上的抒情诗体。其次，清代著名的词家，如朱彝尊、张惠言、周济、谭献、王鹏运、朱祖谋、王国维等，多为学人，其以治经之法治词，不仅对词集的流播校辑贡献甚大，而且冲击以至打破了“词为小道”的传统观念，于诗人之词、词人之词...(展开全部)

本书为《任中敏文集》之一种，乃任中敏先生早年词学研究文章的汇集，共收《研究词集之方法》、《校补阳春白雪提要弁言校例》、《增订词律之意见》等文6篇及附录王小盾《任中敏先生的全宋词批注》一篇。原文均散见于民国各期刊杂志，现搜集整理为一册。

郑文焯是晚清词坛大家，其词作及词学研究，成就斐然，影响巨大，是百年来郑文焯研究的重点。杨传庆编著的这本《郑文焯词及词学研究》在爬梳前任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利用最新文献成果，对郑文焯词作、词学在深度和广度上开拓，作了深入研究。全书共分上中下三篇，对郑文焯的生平著作、词的创作和词学理论做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

《清代吴中词派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聚集在戈载等吴中七子周围、以苏州为中心活动着一批词人。探讨这一课题，首先碰到的是正名问题。一般的看法是，吴中词派应该是后期浙派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不能独立成派。 这部著作更有理论意义的是对尊体问题的思考。词在发展的初期，在得到北宋文人比较普遍喜爱的同时，就出了尊体之说。不过这一学说大致是在相反相成的两个层面展开的，即苏轼提出的“自是一家”说和李清照提出的“别是一家”说。前者是从意义的层面上，要把词向传统诗文的表达功能靠扰，从而否定“小道”之说；后者则是从特质的层面上，强调艺术的精工，从面保证这一文体的特殊性。看拟相反，实则相成，二者都有尊体的动机。

主要是从语言角度入手处理哲学问题的，这些杂驳的哲学问题包括：词语和命题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理解和意谓？逻辑和语言的关系是什么？数学到底有没有基础？人的意识状态该如何得到表达？是否存在一种私人语言？意向性的本质是什么？……维特根斯坦以一种崭新的方式为这些古老的哲学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其紧张的思想分析和逼问开创了一种名为“日常语言分析”的哲学派别。

本书初版于1939年，是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随着本书的出版，最初由瓦尔堡学派创立的图像学已然脱离辅助地位成为美术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美术史之为人文学科，从此进入了图像学研究的时代，它与沃尔夫林的风格分析一起成为现代美术史教学的两大支柱。 除了作为方法论的导论之外，本书共有六章，每一章都是图像学方法运用的案例，从美术史、哲学史、宗教史、社会结构史、科学史等多学科多角度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作品的意义进行分析，正如译者引用的一位美国学者所说：“我们读他的《图像学研究》，‘皮耶罗’一章像读文明史，‘时间’和‘丘比特’二章像读文学史，最后二章像读哲学史；而且不是泛泛的文明史、文学史和哲学史，它们都是那些领域中的杰作；即使从比较文学而言，似乎也极少有一部书能与《图像学研究》比肩。” 本书是2011年中译本的全新修订本，文字做了大幅修订，替换了全新的...(展开全部)